年中，一拨房地产暴涨将中国一线城市之争推上了风口浪尖，在这么大浪中，广州市的表现略显平淡，不仅远远落后于与其两级相等的北上深等地，甚至不如南京、杭州、武汉、合肥等省会城市。虽然房价高并不是好事，但从另一个侧面的的确确暴露出了广州市经济当前遭遇困境，缺乏活力的现实。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核心竞争力遭遇严重冲击，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广州之所以能够进入一线城市，凭借着就是他在中国贸易中心的地位，市区内仅年交易额在2亿元以上的批发市场就不少于6000家，每十个广州人就有一个自己做老板，长期以来，这里一直中国的贸易中心、物流中心、资金交易中心，商品定价中心。正常逻辑下，贸易中心由现货到期货到资金汇聚，会逐渐向金融中心发展，然而进入新千年后，受国家政策限制，广州期货交易所被强行关闭，导致定价权外流；以燃料油为例，巅峰时期80%的燃料油均在广州黄埔港交易，然而国家强行把燃料油期货放在了上海，导致新加坡成为了最终燃料油交易的定价中心。再举一例，广州区域珠宝玉石交易发达，钻石交易量占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份额，珠宝玉石更是80%由广州番禺和深圳水贝生产，然而国家却强行把钻石交易所和黄金交易所设在上海，导致绝大多数税收最终花落上海，广州资金交易中心的位置被剥夺。最可惜的是在电商时代，虽然广州依然是全国电商交易的中心，但没有一家享誉全国的电商交易平台，贸易中心面临着空心化的困局，而金融中心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已不可能实现，必须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一断层期，广州经济缺乏亮点。
2、政府负债率过高，举步维艰。受广东省三级财政影响，广州市一半以上的可支配收入需与省政府共享，加上深圳无需向省政府纳税，实际省财政的40%是直接来源于广州市的。这是广州市级财政可支配收入不高的最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广州市申办亚运会未获得中央同等支持，中央财政对广东一分钱的返还都没有，而省财政则给广州划拨专项资金不到20亿，等于是广州市自筹资金举办亚运会，在此期间大量负债，导致至今仍需依赖土地财政。
3、总部经济遭遇严重挑战。长期以来，广州市在总部经济领域一直受到深圳和珠海的严峻挑战，由于两者皆为经济特区，其15%的所得税率政策到期日是2020年，这就使得广州市遭遇了其他省会城市均未遇到的难题。除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注册在深圳，珠海，办公在广州外，省属国有企业也有许多选择去了珠海，深圳。比如广深铁路，易方达基金、广发基金，广发证券前几年刚迁回来，更好笑的是连部分广州市国有企业都选择把金融板块注册在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使得大量税收外流，总部经济遭遇严峻挑战。